在纪检监察一体化结构中，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察法规，实际上就是在运用纪检监察的复合权力。
[22]参见张力：《党政机关合署办公的标准：功能、问题与重构》，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8期，第72—82页。二是制定程序具体包括起草主体、报批要求、公众参与以及部门协调等。
例如，关于监察信息如何公开，可以通过监察法规加以规定，同时吸收相关的党内法规内容。[23]参见张海涛：《依规治党之规的范围界定》，载《理论视野》2022年第6期，第95—100页。然而，监察立法权必须要有法律的规定，监察法规需要法律基础。最后，监察法规可能具有补充性立法的形态。这次会议也通过了《监察法》，它是关于监察权的基本法律，设定了监察委员会的组织程序和职权，但它也没有规定监察立法权。
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15]在这之前，中央军委已经制定了一些军事法规，如199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立法程序暂行条例》等。[54]Vgl. Otto Bachof, Die Dogmattk des Verwaltungsrechts vor den Gegenwartsaufgaben der Verwaltung, VVDStRL. 30.，S. 198.[55]同注[28]，第28页。
本土资源的匮乏和外国经验的有限，都让我们只能通过零敲碎打、逐个突破而渐次推进学科发展。这一概念不仅包含了德国现代行政法体系的精神内涵，同时具有强大的法技术功能。从本质而言，所谓法体系的法化，就是法系统的自治性，是法系统区别于其他治理系统的独立性。[25][德]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13页[26]同注[23]，第330页。
如上文所述，德国传统行政法教义学表现为一套形式化、制度化的行政方式法释义学，其着眼点也主要集中于通过提供行为样本和规范基准来防御侵害。在法律实证主义者看来，法律就是法律，而不包含其它意义，法律应与道德或是政治相分离
换言之，法律在被理解为功能分化意义上的系统时，并不意味着它与外界隔绝，拒绝对外开放，法律系统和外界环境仍旧通过沟通进行着持续的信息交换，只是由于规范上的闭合，信息交换必须经过法律系统特有的符码转化和操作处理才能完成，由此，这种交换也就成为对法律系统的单一整体性所作的必需的和不间断反复的系统阐述[95]。体系化的思考方法虽然在大陆法系的公私法领域都有相当广泛的应用，但相较私法对学科体系化建构的重视，公法领域的相关探讨有欠充分和深入。与二战后德国的实质法治国，要求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的实质正义标准不同，形式法治国下的法律只是纯粹的社会技术或工具。3．行政法释义学的实践向度。
{4}[德]Eberhard Schmidt-Assmann :《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林明锵等译，元照出版公司2009年版。在这个世界中，概念的含义是清楚的，概念相互间的关系是自洽的，规则的体系是完备的。Fritz Ossenbuehl, Die Handlungsformen der oeffenli-chen Verwaltung, JuS 1979, S. 681 ff.。四、行政法体系的自治与独立、开放与均衡至此，以基本原则、抽象概念和法释义学为核心元素，德国行政法被塑造为一种建立在经验与逻辑、传统与现实基础上的完整体系。
事实上，如果我们确认法体系和法学科体系的本质都是一种系统[30]，并借助系统论的观点去重新认识法体系和法学科体系的建构，就会发现，所谓的逻辑和价值要素，事实上都已经包含在系统论对于一个有机系统的要求中。在他看来，体系并不能被理解为一个逻辑形式体系，体系化更重要的任务在于，发现并且辩证地理解作为法体系真正基础的基本理念与原则，即其精神和灵魂[23]。
面对需要规制和调整的社会现实，立法者能够从稳定的法学体系仓库中获得充沛的资源。而这一学科体系之所以能够如此稳定，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它排除了那些受制于各种现实条件、瞬息万变的规则，并从中筛检出真正能够持久作用的，适应于任何新的生活关系的普遍法律思想[93]。
值得注意的是，与在法体系建构过程中一样，在法体系吐故纳新的更新过程中，法释义学同样持续进行着逻辑一致的检视。体系化的法学科建构正是韦伯所言的现代法逻辑升华和理性技术渐增[10]的表现。在萨维尼看来，法学是一门哲学性的科学，而这种哲学性就等同于体系性。[47]参见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35条，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为规制个案、在公法范围内作出的、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处置、决定和其他高权措施。它们所拥有的价值意涵和内容要素，不仅使德国行政法体系在初建时就保持逻辑性与意义性的均衡，同样也通过向多元社会下的道德规范和正义理念保持弹性与开放[96]，而使这种均衡性持续地呈现于德国行政法体系嗣后的发展中。[25][德]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13页[26]同注[23]，第330页。
最后，还要对规则系统内部进行逻辑一致的持续检验。将法实证主义发展到极致的纯粹法学大师凯尔森，将法体系描述为一种拥有不同位阶秩序的阶层构造[43]，而构成法体系的规范或概念也因此拥有了不同位阶。
作为法学科形式理性的表现与保障，德国行政法的体系化过程，展示了体系化的法学科如何能够对内自足，对外独立。（一）行政法体系的独立与自治德国行政法的体系化建构与体系化均衡当然与其长期信奉的实证主义法学观有关。
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避免司法活动中可能的分散化演绎。另一方面，迈耶的定义方式虽然使行政行为足够的抽象、概括且富有弹性，人们能够在此基础上再做下位概念的衍生和类型化的析分，它却并非是内涵模糊、界限不明和可随意变动的。
换言之，抽象性并不意味着概念的不确定性。此项工作以行政行为的概念创设为起点，以法释义学的操作方法为支撑，以行为规范—权利救济为框架，而成果则表现为包含了对特别权力关系、公法上的权利、国家的警察高权、国家的财政高权、公物法、公共负担法、国家赔偿与补偿及行政组织法等诸多内容的，全新而完整的行政法学总论。在实质法治国之下，依法行政已不再是支配行政的唯一价值。如上文所述，在找到依法律行政作为行政法体系的精神内核后，迈耶接下来的工作，正如他本人所言，就是对行政法学进行体系性的演变，以及确定整体特殊法律理念的关联秩序（规则）[90]。
德国公法学家君特·平特纳（Guenter Puettner）将行政行为在德国法上的产生，总结为一种为法治国的建构而进行的目的性创设[62]，而这一点也恰恰是行政行为在德国法中长盛不衰，并成为体系核心的真正原因。[97]参见注[77]，S. 315.[98]参见注[54]，S. 193.[99]Vgl. Norbert Achterberg,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2. Aufl.，Heidelberg: Springer, 1986, S. 372.[100]Vgl. Hartmut Bauer, Altes und Neues zur Schutznormtheorie, AoR 113（1988），S. 587.[101]Vgl. Friedrich Schoch, Der Verwaltungsakt zwischen Stabilitaet und Flexibilitaet, in: Hoffmann-Riem/Schmidt-Assmann, Innovationund Flexibilitaet des Verwaltungshandelns, Baden-Baden： Nomos, 1994, S. 199.[102]参见注[78]，S. 533.[103]Vgl. Hans-Uwe Erichsen,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Muenchen： C. H. Beck, 10. Aufl. 1995，§11，Rn. 5.[104]Klaus Obermayer, Verwaltungsrecht im Wandel, NJW 1987, S. 2642[105]同注[100]，S.587.[106]同注[32]，S. 204.[107]Jost Pietzcker, Das Verwaltungsrechtsverhaeltnis-Archiemedischer Punkt oder Muenchenhausens Zopf?，Die Verwaltung 1997, S. 281[108]同注[78]，S. 533ff.[109]同注[81]，S. 247. ff.[110]参见注[14]，S. 329. ff.[111]Vgl. Friedrich E. Schnapp, Rechtsverhaltnisse in der Leistungsverwaltung, DOEV 1986, S. 816.[112]Vgl. Eberhard Schmidt-Assmann, Der Beitrag der Gerichte zur verwaltungsrechtlichen Systembildung, VBLBW 1988，S. 383[113]Ernst-Hasso Ritter, Der cooperative Staat, AoeR104（1979），S. 393.[114]参见注[77]，S. 319.【参考文献】{1}[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通过法释义学方法的应用，迈耶在行政法学研究中引入了法律学的操作方法（juristische Methode）[68]，由此使德国行政法学成为真正的规范法学。历经百年，德国行政法已经形成了一套不受实定法秩序影响，并获得普遍承认与遵守的、包含法概念、制度、基本原则的整体教义[109]。
因此，借由对德国行政法体系化建构过程的探讨，以及对这一学科嗣后体系化均衡发展的剖析，本文既希望强调体系化对于法学科的理性、稳定性、自足性和独立性的重要价值，也尝试归纳一个成功的公法学科体系建构与均衡发展所必需的核心要素和基本过程。但如果这个规则世界并不具备这种形式理性，尤其是组成规则的概念含义模糊、规范相互冲突、结构逻辑不严，这个规则就不具备相对于外部现实的独立性，也难以发挥稳定法秩序的功能。
通过对一般性原则的讨论来建构行政法体系的努力，最早可追溯至1862年弗里德里希·弗兰茨·冯·迈耶（Friedrich Franz von Mayer）所著的《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但清晰地将体系理念引入行政法学研究，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加以澄清的，仍是德国现代行政法之父—奥托·迈耶。迈耶对于行政行为就是行政向人民就什么是个案中的法（所为）的高权宣示[46]的定义，使这一概念几乎涵盖了他所处时代所有的行政高权措施和干预行为。[42]Ernst-Wolfgang Boeckenfoerde, Eatstehung und Wandel des Rechtsstaatsbegriffs, in: Festschrit fuer A. Arndt zutn 65. Geburt-stag. hg. von Horst Ehmke etc. Frankfurt /M: C. F. Mueller, 1969, S. 66．转引自注[38]，第105页。相比德国行政法的体系化均衡，我国行政法虽然在短短几十年内发展迅速，但却自始缺乏系统思考和体系建构，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行政法学的整体发展。
[96]颜厥安：《法体系的统一性与多元社会》，《规范、论证与行动：法认识论论文集》，元照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对于复杂生动的生活现实的拒斥，使其构筑出的只是与生活现实两相剥离的概念谱系（Ge-nealogie der Begriffe）[20]。
由此，司法便具有了明确性、客观性和可预见性—即迈耶所言的法治属性。换言之，在法治国要求中，立法享有天然的豁免，而需要约束的国家权力也因此只剩下了司法与行政。
既然是迈耶法治观的产物，行政行为自然也就带有形式法治的烙印，也有形式法治的局限。[52]参见宾凯：《法律如何可能：通过二阶观察的系统建构—进入卢曼法律社会学的核心》，《北大法律评论》2006年第7卷第2辑，第362页。
